人物简介：
徐滔，我校日语学院1986级校友。现为日语学院院长、副教授、校MTI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较、中日翻译。参与“中国近百年外国转译著作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近几年出版《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等译著2部，发表《异文化认识与理解下的日语教育》等论文多篇。获“卡西欧”杯全国优秀硕士毕业论文指导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届本科优秀教学奖一等奖等奖项。
天色渐暗，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北外，主楼的白色外墙上映衬出温暖的柔光。笔者走进四层日语学院院长办公室，见到了刚刚结束一天工作的徐滔，她爽朗大方，待人热情周到。
启蒙感悟：内化于我
徐滔与日语打交道的时间至今长达四十多年。她是南外第一届日语班的学生，入学的那一年，是“文革”后南京恢复全市招生的第二年。八月，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正式打破数十年来的僵局，成为自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就是在那一年，随着中日关系的快速拉近，南外首次在英法德语之外开设日语班，面向小学三年级招收学生，入学后，从四年级开始学习日语。
进入日语班之前的徐滔，对学习日语没有特别的倾向，算不上个人或家人的主动选择，反倒是南京这座城市与日本的特殊历史关联，还会让家人对日语怀有一丝成见。那个时候的她进入南外日语班，更多是机缘巧合，在她看来，是在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之下，学校招生分配的偶然结果。
进入南外后的生活是愉快的，同学们开始了住校的生活，在学习上，日语班并没有太多的例外之处，作为一门外语科目，日语与其他科目地位相当，课程的比重也有限，她像对待语文数学一样，以完成课业为目的对待日语。早期的日语学习，就是平常心态。
日语的启蒙学习就像在一片新垦的土壤上，即将生根发芽的种子。对徐滔来说，初三时出现在班上的一名外教，就成为那个播下良种的人。上初三时，日语班来了一位日本的高中女教师——片冈老师，年纪不大，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她带来的，不仅是原生、地道的日语体验，更是一个鲜活的“日本”。
在徐滔看来，片冈老师是一位亲和、善良、并且懂教育的老师，是怀揣对中日友好的热情而来的。在南京担任外教的日子里，片冈老师一边认真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中文。在平日里，则会与孩子们一同游玩、参观，关系十分亲近。这段珍贵的缘分，给了徐滔很大的影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开始了解日本、日本人，绝不再只是那种印象中或者电影里的日本人。她一下就拉近了我与日本的距离，日本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日本。”
片冈老师的出现，让日语相比于一门科目，更多了一份真切的情谊。随着学习经历的不断丰富，这份情谊历久弥新。如果说片冈老师打开了一扇瞭望的窗户，高二时与日本访客的一次交流契机，则让徐滔切身体会到，日语是一架沟通心灵的桥梁。
一般而言，以往参加的友好交流对徐滔来说只是口语的练习，交流内容大多是单纯的日常对话。而这一次，在与日本大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徐滔与对方谈及了中日战争、靖国神社这样的历史、现实话题。思想的深度交流让她感受到，日语对她而言已经发生内化——日语不再仅仅是外在的语言知识，而是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日语对于徐滔的意义，就此上了一个台阶。
读在北外：旅程起点
完成高中的学业之后，徐滔通过保送进入北外日语系高起点班学习。据她回忆，本科的学习是轻松愉快的，课程数量少，重点是语言的学习，以精读、会话、听力的形式简单构建，还未开始对象国研究、专业复合发展等方面的课程。
当时的老师们在教学当中体现出认真、负责的专业态度。他们大多是北外自己培养的毕业生，不少都有自幼学起的高起点学习经历，语言水平是一流的。当时，本科学生安排有早晚自习，老师也会参与其中。
徐滔是个喜欢阅读、研究的人，闲暇时，就在图书馆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书籍。本科毕业后的徐滔，进入北外日研中心攻读日本思想文化专业的硕士学位，在那里，她第一次遇到学习上的重大挑战。
“倒不能算是挫折，但可以说是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换。”日研中心的学习与本科截然不同。从专业内容上来说，超越了语言的学习，进入了专业领域的学习。更大的挑战在于，学习能力和方法上的适应过程。
据她回忆，日研中心的所有老师都来自日本，他们多是日本国内各领域的顶尖专家，通过中日合作项目来北外短期任教。他们一同带来的，不仅是精深的学术内容，还有日本对待研究生的方式与标准。在日本，本科阶段的前两年是通识培养，后两年进入研究室训练专业素质。升入研究生阶段时，学生通常已经具备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能力，而这是当时国内的研究生所欠缺的。每位专家停留时间不长，项目结束便会离开，这也使得学习的内容是多样而宽广的，同时也是繁杂的，缺乏一定的连贯性。
徐滔是一个态度积极、乐于面对的人，巨大的挑战与压力激发了她学习的欲望和对于新知的好奇。对她来说，研究生的学习更像一场刺激的旅程。两年半的研究生经历，她将之称作“入门”，为后来赴日读博奠定了基础。
学科生涯：生机焕发
现在的徐滔，是北外MTI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在日语学院内，也承担有相当的教学与管理任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笔耕不辍，近几年出版了多部日本思想文化、日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是自我的精进，徐滔还深度参与了日语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与日语学院一同成长。
在北外任教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徐滔前前后后承担过本科各个学科的教学任务，多年来一直不曾离开教学一线。“大约十一二年前，系里的教学开始更多地偏向于口译、同传。”从原先的基础相对薄弱，到本科高年级偏重于口译教学，再到以徐滔为引领创办MTI（翻译硕士），在学院设立同传教室，在徐滔为首的专业教师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口译教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为日语学院的日常教学注入一股生机。
“确实有很大改观，学生出勤率明显提升。”由于课程与实践相结合，翻译特别是口译的教学不仅实现了‘听、说、读、写、译’能力之一“译”的提升，更促进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应用积极性的整体提高。徐滔认为，很多学生经过前两年的快速进步，到大三会进入瓶颈期，产生挫败感，投入的增加与成就感的收获不成比例，学生积极性自然也不高，学生还会对前途感到迷茫。而具有实操特点的口译，很大程度改善了本科的教学局面。
徐滔还介绍了培养学生口译能力的一些方法，“口译能力既包括‘术’的层面，也包括‘道’的层面。”所谓术，就是技巧，都可以通过练习而得来。从培养分配注意力能力的跟读练习，到强化机械记忆能力的复述练习，再到考验理解记忆能力的概述练习，还有数字练习这样的专项练习，辅以小组合作完成反思与总结的学习方法，口译能力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提升。在日语学院，“课堂上会带着大家练，但课堂时间是有限的，重要的是会把练习的方法教给大家。”
在徐滔看来，口译相对于笔译，最大的特征就是更富情境感，从场景到对象都更具体，需要灵活地综合把握，这使得好的口译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好的口译一定要具备的是强大的心理素质、积极的服务态度以及良好的合作精神。“口译做到最后拼的是‘人品’，这个人品是综合性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文化观察：他者意识
谈到日语和日本文化，日语与其他外语的不同，笔者最先想到的，就是那相似的文字，以及一个外行人眼里，两种文化隐约存在却又看不真切的彼此关联。在徐滔看来，中日语言及文化的关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似是而非。
举例来说，日语当中有近似汉字繁体字的汉字，也有来自于汉字偏旁的片假名，很多日语初学者会觉得日语好学，她也坦言繁体字确是可以通过日语学会；再者，中日文化的源流相互纠缠，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的徐滔就曾遇到提问：“日本有思想吗？”“这个问题仔细想来，其实非常奇怪。一个曾经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一个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一个与中国‘爱恨情仇’纠缠多年的国家，怎么会没有思想呢？提出这个问题的隐含前提，其实是把日本、至少是近代以前的日本，看做中国文化的支流，而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又看做西方文明的附庸。”
面对这种“似是而非”时，态度和视角若不加审慎，便会有所忽视，便会危险地滑向误读。以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俳句为例，俳句特色鲜明，影响巨大，然而有些人一想到它既不比诗仙李白的浪漫宽广，又没有诗圣杜甫的以文载道，就居高临下地予以小视，对其内涵与渊源却并不了解。
“很多人会从‘似是’出发，但凡跟我们相似的内容，就会觉得不过如此，‘你有的我全有’，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到‘而非’的那部分，又会觉得它不伦不类，发出所谓‘学都学不像，只学到些皮毛’的感慨。”徐滔认为，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日本文化是什么样的。
她指出，看待日本文化，应当树立“他者意识”。文化的相似并非理所当然，文化的差异才是常态。将“文化有差异”作为认识异文化的前提，对待文化差异方能冷静视之。
这种良性的文化观，符合认识文化的规律，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最后才是价值判断与评价。一个外国人看待日本文化，不树立他者意识，便会以价值判断为起点，从结论反推认知，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始终受到好恶评价的限制。
笔者看到徐滔近年曾发表的论文《异文化认识与理解下的日语教育》，初读时困惑，这次交谈后，方理解其中意图。
结语
与日语和日本文化打交道四十多年的徐滔，亲和大方，冷静扎实，学科于她早已内化。在徐滔看来，只有当语言变得“内在于我，而非外在于我”，才可以与语言产生共鸣，语言的学习才能深入、持久。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学习者产生了对语言背后所承载文化的兴趣。
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透过文化的视角学习语言，既是认识语言，也是认识自己。“只有喜欢它的时候，你才愿意为它吃苦，才能一辈子跟它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