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立业，男，1958年生。江苏泗阳人。莫斯科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诗歌与小说、俄罗斯文学比较。出版专著一部，编著三部（四本），译著三部，参编文学史教材两部，国内外辞书两部，发表论文80余篇。社会兼职：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俄罗斯国际作家协会会员，俄罗斯联邦最高学位委员会和资料来源期刊《人文学研究》编委，中国台湾《俄语学报》编委。
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们如约走进王立业老师的办公室，迎面挂在墙上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铜版肖像，两旁立着装得满当当的书架，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电脑打开着，很显然，王老师工作正酣，我们不禁说了句，王老师，周末还这么苦干哪？王老师敦厚地笑着，说：“我都好多年不曾享受双休日和寒暑假了。”
文学，心向往之
王立业，出生于江苏苏北农村，父亲是私塾老师，母亲也十分崇尚文化，都持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二老的信念是无论受多少苦都要让孩子念成书。重男轻女的父母让8个子女中的四个儿子都念上了大学，都成了学校老师，而且除一个大哥教数学外，其余都从事文学教学。王立业坦言，家庭的熏陶使之对文学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向往。儿时的他，上学是他最急切的向往，看着哥哥姐姐们包着新书皮念着里面的课文羡慕得没法说！多少年过去了，哥哥姐姐们早已经记不清当年读的什么，而他至今仍倒背如流。
王立业虚岁六岁就上学了，由于聪明伶俐，口齿清楚且表达清晰，格外受语文老师喜爱。之后，在文学方面，王立业渐渐表现出独有的天赋，语文几乎每学期都是一百分，对作文课特别痴迷，刚上完就望眼欲穿地巴望着下一堂作文课的来临，作文自然无数次被当做范文上墙或被老师课堂评讲，直到念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亲自到他所在的俄语班评价他的作文，并劝他改学中文。
那时候城里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必须下乡，农村的孩子必须回乡。在回乡劳动的五年期间，由于喜欢唱歌、朗诵、搞创作，遂进入大队文艺宣传队，接替上农大的三哥，将编剧和演员的双重责任全部担起来。五年间宣传队演出的所有节目都是他所编写，有两个小歌舞获得县级创作奖励，而且因节目是自己编的，台词熟，每个节目的重要角色也必须是他自己出演。他表示这五年创作极大地锻炼了自己。唯一遗憾的是，当年没有保存这些脚本的意识与习惯，要不该出版多卷本了。他表示，文艺创作是他非常喜好，而且非常愿意投入的事。
“我们那时候生不逢时，最能读书的时候却什么书也读不到。”王立业这样回忆道。但出于与生俱来的喜好和理想，他一直是想报考中文系的，但是恢复高考当年，还在泗阳大桥的水利工地上工作的他，面对荒废了三年的知识，除了考试那几天没有一丁点儿时间复习，没有做任何准备。第二年备考时却又逢母亲肝癌晚期，哥哥姐姐们都在外地工作或上学，唯有他独自承担起寻医问药、照料病母的重任，眼睁睁错过了考期。
结缘俄语：从意外到沉迷
王立业说他与俄语结缘，“完全是一个意外”。高中时候学过一个学期的俄语（每周一次，45分钟），课文全是毛主席语录和林彪语录，没有语法，而且俄语老师是一个下放户南京人，“Л”“Н”音都教反了。
后来，1973年“马振扶事件”发生，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班主任杨天成批评了她，并要她作出检查。张玉勤当时离校后未回家，4日后她的尸体在水库中被发现。江青了解此事后表态“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中共河南省委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学校负责人罗天奇、班主任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2年。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等等。一批教师因为被打成“复辟”典型，或下放，或撤职，或开除公职，甚至判刑。自此全国禁开外语课，苏修语言更不能学，俄语课也改成中医中药课。
与俄语再续前缘是高考前一年的事。大他近20岁的大哥高中时候学过俄语，把一套高中俄语课本留在家中供开店的父亲包东西用。王老师见了格外惊喜，随即将这套教材从父亲手中“抢救”出来，但是当年会俄语的南京下放户老师已经回城，没人能教他，他只好开始了自学，当真一头扎了进去，把这套教材的所有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所有的作业做了两遍。
要说的是，在当时苏北农村，学俄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想要见到一个写有俄语字母的纸片都是难如登天，他也曾有在玉米地里读俄语被人当做偷听敌台举报到大队部的经历。全凭这套教材的深透复习，高考考了82.5分，倒也是当年全县外语高考最高分，王立业凭直觉报考了兰州大学（79年全国只有三所院校在江苏招俄语，北京上海无一家高校），并被顺利录取。兰州大学虽地处黄土高原，但却是一座百年学府，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且80年代的兰大处于学术鼎盛时期，教学的精益求精和对科学研究的崇尚为王立业日后科研意识的培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所学校的俄语学习更注重知识性而不仅是工具性，更需要文化层面的把握，这种宏观性的学习同样让他受益匪浅。
因为地处偏僻，受外界干扰小，学生们专心学习，且刻苦认真。记得那时候按作息时间是晚上十一点熄灯，但同学们都是点着蜡烛学到深夜才回宿舍，有的同学宿舍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老师对学生也要求极严，课堂回答不出问题不让落座，直等到有人相帮后才一起坐下。
师诲谆谆：从学术到做人
在大西北上学、留校，一待就是十二年。因教学岗位离不开，王立业直至1990年才轮上考研究生，报考的北师大，巧得很，兰大这一年有出国名额，而北师大没有，王立业便以北师大的考研成绩被兰大选派出国公费留学，先是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师范大学，而后转入莫斯科大学，而促成他下定决心转学莫大的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后来成为他导师的全俄最大屠格涅夫研究家彼·普斯托沃伊特院士的鼓励。谈到导师对他的影响时，王立业老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一眼就看出我适合搞屠格涅夫，转学的事还没影儿，他就帮我确定了屠格涅夫研究的学位命题。”莫斯科大学是一座世界名校，精英辈出。在这里王立业的学术意识得到了坚定的确立。导师对他的管理形式上并不严格，但却努力给他创造学术机会，每到去外地开学术会议导师总也不忘带上他，鼓励他在大会发言，并为会议文集提交文章等等。借此王立业在俄罗斯结下了广泛的学术人脉，很多屠格涅夫研究大家成了他的好朋友，在他们的指点与帮助下，王立业不仅在屠格涅夫研究，还在整体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忆起和导师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王立业认为受益匪浅，不论是学术还是做人。以前无论去俄罗斯什么地方他都会坐火车包厢。一次跟导师去奥廖尔开会，70多岁的一位老教授、院士，就坐通铺，夜间盖一个薄床单，这一场景震撼了他的内心，此后在俄罗斯他再也没坐过包厢。低调做人，简朴人生，给了他一生的教益，同样导师对学术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我从他那里感觉到：一个教师有双重使命，第一是教学，第二是研究。”王立业真挚地说道。
他严肃地指出，有的人喜欢做大学老师，只因为教完书有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甚至可以用来休闲，但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学术生命对他来说尤为重要，且与教学生命是平行不悖的。成为一个学者型教师成了他默默前行的目标，而且科研已经是他教学生涯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现今的王立业除了在俄罗斯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同时还在俄罗斯顶级学术刊物和学报，如《俄罗斯文学》、《莫斯科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文章近30篇。他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俄罗斯文学：传统与当代》在俄罗斯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很多大网络还在予以报道；他主编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不仅被国内众多学校，而且被俄罗斯乌拉尔师范大学等国外大学广泛采用，并在国外诸多高校图书馆收藏，与此同时，乌拉尔师范大学还将他在俄罗斯发表的屠格涅夫研究文章下载用于教学实践，他在国际会议上有关莱蒙托夫的发言被伊热夫斯克一家大学及莫斯科州立大学收入该校教学研讨大纲，莫斯科州立大学莱蒙托夫专家还将王立业的大会发言作为年度专业方向研究成果在学术会议上展出。
在日常工作中，王立业对学术的追求锲而不舍，做科研十分勤奋。多少年来，他公室的灯光灭得最晚，都是十点以后才回家，这么多年，几乎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电视剧，常常是大年初一还坐在电脑前辛勤笔耕。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立业在我国许多鲜有的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建树，如对俄罗斯18世纪文学、俄罗斯少数民族卡尔梅克文学、侨民作家霍达谢维奇、屠格涅夫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而且很多诗人都是由他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与此同时，他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讲学20余次。
在一些人看来，王立业已经是任职十年的教授、博导，按常理应该休息一下，缓口气了，但他丝毫没有这个意识。他相信，这是一种学术天性，一种学者的责任心使然，他是把职业当作事业去做的。同时他认为，教师用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是新的时代对学者新的要求。教学与科研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长的，科研对教学帮助极大，同时只要处处留心，教学中有很多可供学术研究的因子。王立业对此身体力行，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从教学笔记中整理出来的。教学，尤其是文化课教学不能照本宣科，常常需要查阅许多相关资料，借此一方面丰盈了教学内容，同时也会激发起自己的科研灵性，反过来科研反哺教学，为教学补充大量新鲜血液，让自己所教的知识与时俱进。
王立业指出，外语院校的定位应该是从培养复合型人才起步，发现并推出精英人才。语言院校的教学不能四年一直埋在技能型中，进入三年级技能型必须糅合进知识型。他支持以三年级学生技能型、学术型分流的方式，因材施教，在两方面发现和培养出精英人才。同时，从一个学校，一个整体考虑，在当下社会不予以科研重视的学校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学校应该有一种学科意识、生存意识、长远意识，而不要过于功利，只顾眼前。要立足于与国际外国语教学接轨，国际的先进外国语大学并不是光培养技巧和技能而胜出的。不追风，不从众，在教学中打出自己的品牌，在科研上稳步扎实前行。”王立业认为，学问不是评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我们“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校训很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践行。
热眼向洋：世界文化必须有中国文化的一席之地
王立业的学科方向除了俄罗斯诗歌与小说的探究，还有文学比较研究。关于中俄文学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王立业说道，中俄已经有三百年的文学交往史，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相仿的国情和体制，尤其是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基础，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作为上，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故而形成了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单向且多方位吸收。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很多人因为喜欢上俄罗斯文学而选择了俄语，派生出一代代规模浩大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队伍，也促成了不止一代中国作家在其创作中对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自觉而积极的接受，比方说鲁迅就汲取屠格涅夫的思想主题，即革命先觉与愚民百姓的隔膜与内讧；郁达夫就曾学着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塑造“零余人”形象；巴金因吸纳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风景描写、女性形象塑造等，被俄罗斯学者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当然了，影响巴金的远不止屠格涅夫，克鲁泡特金、赫尔岑、契诃夫、高尔基等等都被巴金称为是他的老师。
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中国文学则了解甚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更是与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无法相提并论。与中国紧追俄罗斯当代文学不同，俄罗斯更侧重于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至今尚未发现俄罗斯哪一位作家借鉴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进俄罗斯，一是我们的国力国策长期没有跟上；二是中国文字的繁难；三是文化导向问题，如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使得一些俄罗斯人长期还停留在对中国人长袍马褂的认知上。所以，“将中国文化推向全世界”是中国新世纪最英明的文化国策之一，也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正是基于此，王立业申报了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俄罗斯20世纪中国作家的翻译与研究》，围绕着这个方向王立业已经成功培养出了三位博士生，其中一名在全国匿名评审中获得全优。
王立业认为，近些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和若干软实力的抬升，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地位也迅速抬升，俄罗斯汉学队伍正在加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推广与研究，俄罗斯已经形成汉语热，汉语成为俄罗斯的高考科目。随着中俄关系的改善，中俄文化交往的密切，中国文学的地位无疑会逐日抬高，这点我们要充满信心。
踏实前行，不骄不躁
王立业对俄罗斯人人性的完备表示欣赏，一件件小事让他记忆尤新。在中国路上人必须让车，而在俄罗斯却是车让人，当地人会非常迷人地、充满温情地挥一下手让路人先走。又比如买土豆，店家会直截了当地告诉顾客自己店里的土豆不好，而外面的卡车上是刚刚从图拉拉来的土豆，那里的土豆好，指引客人到好的地方购买，而不是哪怕自己的货物坏了也硬说是好的，卖给顾客。
“中国人有自己的优点，像勤劳、聪明、吃苦耐劳、慷慨仗义，但俄罗斯那种人性化、那种涵养，那种对文化的普众追求，却是中国人不知道要学多少年才能学到的。”
俄罗斯人那种从容不迫，熬制精品的耐性与精神令王立业十分欣赏。他推测道，也许随着时代变化，一些青年人会不再如此，但是俄罗斯人整体的传统不会有太多偏差，对文化的孜孜以求，学术上的精益求精，扎实前行的脚步不会变，而不是急功近利，浮躁行事。“我们常说不要把今天的事推到明天去做，而俄罗斯小巴上面写的是‘不要把后天的事拿到明天来做’。”他笑着说道。
对于学术，他认为也应如此，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熬制，一些文化精品自然水到渠成。如果学问只是为了职称，哪个题目容易发表就突击写什么，甚至为了学术功利不惜花钱给出版社，这样的“成果”自然就难以保障质量。
浮躁的中国的教育体制，使得现在的教育难出大师。
与那个时代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小被家长与社会绑架，无法选择的学习任务山也似的压过来，再加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商家鼓动和煽情，压垮和吞没了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志向，模糊了理想和前行目标，使得他们无所适从，无所专长。他建议家长应该善于发现自己孩子的气质和素养，然后让孩子朝适合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并予以因势利导的鼓励，唯有此才能培养出大家。
寄语学子：复合多元发展
王立业称赞北外的学生聪明灵气，表现欲强，有文艺气质，有非同寻常的语言表达力，同时庆幸自己能在全国外语最高学府工作并真心希望自己所在的学校能够走向繁荣与兴旺。对于学生出国留学的疑问，王立业认为国外具备的学习条件和语言交际氛围，我们外国语大学也已经基本具备，只要有心在哪里都会成才。对于留学学校的选择，他也提出宝贵的建议。第一，要除掉虚荣心，不要贪恋首都和繁华城市。努力到俄罗斯外省学校学习，到中国人少的地方去生活，到不张口不说俄语办不了事的地方去交际，唯有在那里才会逼出你呱呱叫的俄语。在大城市里中国人成天厮混在一起，办什么事情中国人结成团队前去，语言好的学生被推出打头阵，而一些懒孩子则永远也得不到语言锻炼的机会。第二，要有抱负心。去一些文化中心，如俄罗斯中部平原，到诞生屠格涅夫等大文人、大科学家、理论家等的文化圣地，深入俄罗斯文化的精英地带去接触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积淀。第三，当务之急是学精英文化。王立业曾接触到一个学生，学得满嘴的黑话土语，俄罗斯朋友说这个孩子学到的行话黑话连他们也听不懂。王立业认为，这种语言不是我们语言学生出国学习的首选，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来说，一定要着力学到主流文化，同时也不忽视丰富多彩的普众文化。
采访中，王立业多次强调人才培养的复合型，宽口径，“不要光停留于去学一个语言技巧，必须让学生多一手准备。你语言再好到俄罗斯那里你能比俄罗斯人说得更好吗？光学一门语言而不具备别的专业知识，到俄罗斯等于没知识。”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个四年级的语言学得不错的学生想跟他教的俄罗斯留学生做朋友，这个学生回来说，在那个留学生眼睛里他读到了一种蔑视。有什么蔑视呢？因为那个四年级的学生除了语言，任何话题都聊不起来。他建议三年级或者是高年级学生到俄罗斯留学时，跨上一个专业学语言为好，比方说经济，商贸，文学等，带着专业到俄罗斯去学。对于学校公派留学的学生标准，他有这样的考量，不能只派出单纯的语言技能好、语言面貌好的学生，而要努力派出复合型人才，除了语言同时有别的专长、强项，并且有自己的追求、抱负的学生。
从对文学创作的向往追寻，到对俄语的一见倾心；从接受导师的言传身教，到终为人师后的不忘初心，王立业的求学与教学之路走得坚定淡然。采访结束后，每次看到东院主楼前的那棵松树，历经风雪却不着沧桑，稳稳地立着，王立业老师的样子又浮现眼前。
